非洲开发银行为布基纳法索能源部门改革提供资金

但自主也具有内在利益，这是一个人只能通过自主地行动才能获得的特殊利益。

在民事诉讼领域，涉及医疗责任、环境保护、建筑标准、知识产权等前沿问题的科学审判以及针对社会风险的预防性科学诉讼也日益增多。由此可见，法律的存在与客观事物的存在不同：法律是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

其理由是审判的证明只是以过去一次发生的事实为对象，而自然科学的证明则是以多次发生的事实为对象，必须探求在过去和未来都适用的普遍规律，不容许任何反证现象有存在的余地。作者认为今后中国的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应该聚焦法律议论，特别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把重点从结构、功能转移到价值涵义，以便真正深入到规范的领域进行实证分析，与此同时切实加强与法解释学以及法律实务部门之间的对话。针对有关新动向，属于社科法学阵营的一些学者纷纷提出质疑和反驳。正如意大利出身的著名法学家卡拉曼德雷(Piero Calamandrei)所阐述的那样： 的确，法官并非机械装置或计算机。欧美法学界以司法应用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发达，形成了所谓法庭科学的专攻领域。

如果我们站在法社会学与法解释学进行建设性对话的立场重新玩味批判法学的一些见解，那就很有可能把其中富有学术价值的命题从愤世嫉俗的泥潭里拯救出来，作为法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参考。但是，如果立论经得起辩驳和反证的检验，那就可以存续于议论的过程-结构，因而具有确定性、客观性、正当性。[49]学好刑法学首先要掌握刑法法规内在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既是规范的，也是实证的，其是法条本身演绎的结果，所反应的是实证法自身的思维。

[27]后来学界对法教义学的源流、界定、特征、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只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刘星：《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60]宪法方面如陈征：《从第一次堕胎判决中透视德国宪法教义学》，载《清华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还有学者对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进行超越性思考。因此，不少学者后来在回应邓正来中国法学何处去的难题时，一种不约而同的理论趋向即是，将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方法引入到中国法学研究中。

目前最新的进展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展开争论。只是到后来，才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意识到并吁求限定法（理）学的研究范围。目前在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还存在着崇拜大师、蔑视工匠的思想倾向。2014年5月24日，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和《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主办的多学科背景下的法学及其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

但考虑到目前这些表述在一定意义上已经约定俗成，为研究方便，本文沿用之。法教义学方法并不否定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是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与规范。法学教育应当围绕法律适用，法学研究者需要承担完善法律适用技能的任务。[15]其实，在中国语境下重新反省注释法学、界定法理学的范围，甚有必要。

[13]当然，在中国这个法律移植背景的国家，法教义学这种境遇也能够让人理解。这是很有意味的法学现象。

[40]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45]有人认为，当下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大批品行端正、精益求精、技术娴熟的法学工匠。

姜涛：《法学通说：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51]张红：《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对法学研究生学术路径的一点建议》，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60]由于学科属性使然，法教义学实质上更多在部门法学中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当然，也有一些法理学者可被归属于教义法学的阵营。法教义学面对社科法学攻势，有时也会作出一定回击。法教义学强调法律文本的权威，强调对现有法律的执行，是法官裁判过程中摆脱困境的一条根本出路。关键词:  法教义学，注释法学，法律方法，社科法学 法教义学不是一种学科，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研究立场，体现的是一种研究方法。

法教义学基本理论的建构，有赖于理论法学的支持。法教义学强调一致性、安定性、可预见性及可靠性。

如有人认为，随着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民法教科书应关注现行的民法规范并贴近司法实务。果然，那种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应验：最近两、三年来，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57]之争成为国内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58]苏力：《法律人的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4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70]孙海波：《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的方法论反省——以法学与司法的互动关系为重点》，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4期。

其实，与注释方法颇为近似的法条主义是一种重要的立场与方法，在我国，尤其需要澄清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法条主义的教条之误，拓展对法律实践和法学实践的深入理解，[25] 研究法教义学，自始无法绕开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翻译介绍。由于种种原因，法律实践理性培养在法学教育中缺位，使得中国法官职业化遭遇困难。后来学界又对法学科学主义的理论进行批判和清算，并对法学本应有的实践品格进行学理论证。西方经验表明，在法治背景下，这一合作应当是以法教义学为中心的。

[6]强世功：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代序），载黄韬：《公共政策法院：中国金融法制变迁的司法维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36]姜涛：《论法学通说的形成机理》，载《学术界》2012年第10期。

5月31日和6月1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研究》编辑部、《法律和社会科学》编辑部、社科法学连线联合发起的主题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如季卫东教授认为，今后中国的问题导向跨学科研究应该聚焦法律议论，特别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把重点从结构、功能转移到价值涵义，以便真正深入到规范的领域进行实证分析，与此同时切实加强与法解释学以及法律实务部门之间的对话。

[61]还有学者持有类似观点，认为法教义学不惜牺牲对自身教义来源及其政治后果的深度检讨，将法治简化为一种法的逻辑与解释的艺术。并且，再到后来法律社会学在中国又经历了第二、第三波的继续发展。

[69]由此可见，学者们针对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更多的是采取了比较稳健和谨慎的态度，力图通过二者的融合来推动法学和法治的发展。全国人大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拟围绕法教义学在中国这一主题，基于学界在此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译作等），对法教义学在我国的形成、发展、相关学术争议及未来走向问题，做一个学术通览式的考察。对公报案例、指导性案例的评析举隅以及对相关理论的澄清都是有力说明。

张志坡：《法学通说序论之一：通说的用语?概念?作用域》，载陈金钊等主编：《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社科法学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词语。

[7]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载《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跟法教义学之间有密切联系。

[72]这也许是中国法学今后形成流派化的重要端倪与契机。可以说，即便是在当今德国学界，人们对法教义学的界定也没有一个定论，但不排除人们对此问题存在一些近似、共通的看法。